《围城状态》：在荒诞中，义无反顾地生活

《围城状态》剧照

《围城状态》（即《戒严》）是加缪写于1948年的一出哲理寓言剧。此前，他已完成了荒诞三部曲：小说《局外人》（1942年）、哲学随笔《西西弗的神话》（1943年）、剧作《卡里古拉》（1944年）。尽管加缪郑重申明“《戒严》绝不是改编自我的小说”，但与早于它半年前出版的小说《鼠疫》一样，加缪思索的是人在荒诞境遇中的自我坚持与抗争，表现的是精神在围城状态（死囚处境）中对突围的期盼与尝试。

不久前巴黎城市剧院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演出的《围城状态》，导演伊曼纽埃尔·德玛西-莫塔对原作作了许多改动：取消了歌队，删节了主要人物大段大段的哲理性独白，增加了现场录/放像等现代手段，使演出节奏更快、更具动感与观赏性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作悲怆沉玄的格调，却也减少了全剧蕴含的哲理深度与艺术震撼力。

创造一个形象与哲理交融的神话

加缪曾指出，现代作家不再讲故事了。他们创造自己的天地。在《戒严》中，加缪创造的天地便是构想“一个神话”，一个像神话那样简单又像神话那样深奥的有关大灾变的当代寓言。类似中古宗教剧，神学概念化作一个个角色。在《戒严》中，“瘟神”作为一个登场的人物形象，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加缪将鼠疫（瘟神）作为自然与超自然的邪恶以及政治邪恶的象征。通过主人公狄埃戈与瘟神面对面的对抗，将对荒诞哲理的思索与人类反抗荒诞处境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。

与卡里古拉不同，狄埃戈不是“荒诞英雄”，而是一个弱小的反抗者。卡里古拉是罗马帝国第四任凯撒，他将荒诞逻辑推到了极限，残暴地对待他的臣民，疯狂地与生存的荒诞对抗，既是一位暴君，又是一位撞击荒诞的英雄。

狄埃戈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医生，在瘟疫无所不在的“围城状态”中，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姑娘维克多丽雅，站到弱小者、胆怯者、被压迫者一边，尽力照料求助于他的人，战胜恐惧，挺直腰杆，在一场难有胜算的战斗中奋起抗争，在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争取正义显现的某种可能性。

作为一个戏剧人物，狄埃戈这一形象的价值不在其鲜明性与丰富性，而在于人物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。作为加缪人生理念的承载体与诠释者，狄埃戈表现的是人在一个没有上帝、没有意义、没有希望的世界中所遭受的困境及其选择。他最终选择了反抗，选择了将生命献给反抗荒诞的人们的共同事业。反抗，本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描述，被加缪赋予哲学的内涵，从而使对荒诞哲学的持久探索更具人文启迪的意义。

与荒诞共舞

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学艺术中极为流行的概念，“荒诞”一词其实歧义丛生。在萨特那里，荒诞是对人及其世界的总体把握。而在加缪看来，荒诞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关系。布莱希特认为，荒诞是历史的产物，也将在历史中被克服。而贝克特、尤奈斯库等荒诞派剧作家则认定，荒诞是本体论的，是人和世界的根本属性。

作为一个否认自己是哲学家的荒诞哲学的研究者，加缪并没有在荒诞感面前停住脚步。他认为荒诞不仅仅是“唯一的已知数”，而且是一个“出发点”。他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，并据此构建起关于荒诞、关于反抗、关于幸福的一套学说。但加缪对荒诞的认识从来就不单纯。《戒严》中，有一个形象意义比狄埃戈更为复杂的人物——纳达，或许他的思想和行为，荒诞意味更为深长。

被民众视为疯子、白痴的残疾人纳达，自称是个酒鬼，他蔑视国王、彗星（凶兆）、道德……他说：“我在一切事物之上。”他看穿人类生命无法逃避的荒诞性，认为“生命与死亡等价”。他不无自嘲地说：“最好当上天的同谋，而不要成为它的牺牲品。”他说：“说谎是一种政治”，“荣誉是过去或未来的一种天体现象”，瘟疫流行是“一场喜剧”。这个自称的酒鬼，是一个清醒的虚无主义者。他对民众最大的威胁，不在政治层面上的作恶自保，而是在哲学意义上对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希望、信仰、理想的公然蔑视。假若说，美丽的幻觉是一种自我宽慰、自我欺骗，使人无法看清世界的荒诞与生存的荒诞；那么纳达，这个深知世界的不可知性的局外人，不但毫无正本清源的雄心，连蔑视也感到厌倦，他的含讥带讽，危言似诈，他的无所依恋、自沉大海……其复杂性与玄奥性，都远较狄埃戈更耐人寻味。